关于2020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监测结果的公布

但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系统显示，当事人提出的再次鉴定申请由广东省人社厅作出了不予受理的答复，并载明可复议和诉讼。

有条件将原本相对独立的多个许可聚合成复合型的单一许可，采用并联审批、联审联办等方式，解决先证后照先照后证互为前置关系。（5）严格区分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

智能审批和网上办理模式改变传统纸质审批方式，代之以电子化资料上传核查，证照也多采取电子版本。在该案中，交警要求原告出示驾驶证，原告未随身携带驾驶证，告知交警其已办理了驾驶证电子凭证。[104]（五）正当程序的调适数字技术的引入，应当有助于促进和保障申请人权利的实现，便利申请人参与听证、说明理由、陈述申辩，不能因为采取智能审批方式而限制或者变相限制申请人的权利。我国行政许可法未来修改时可以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数据共享核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一审、二审法院没有对系统通过审批的效力明确发表意见，但实际上是支持了当事人的主张。

比如，系统自动完成受理，形成业务编号，提供智能比对，出具审批报告，还需要经过人工现场检查、核验、发证。[27]（2）电子文件、电子证照、电子签名、电子档案在政务活动中的法律效力不明确，严重制约了网上办事全流程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意味着各个部门的法律法规要健全完备，在重要领域不能有立法的缺失和遗漏，更重要的是立法要讲求质量和效率，提升宪法统率的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全会对法治实施体系的目标设计蕴含了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的规范性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是服务型政府，对执法的要求是严格执法，对司法机关的要求是公正司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新十六字方针的内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全面体现：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再次，基于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要求构建地方法治监督体系指标。中国历史上的法治形态为半法治，现代西方国家的法治形态为全法治。

将新、老十六字方针针对性地运用于地方法治评估指标设计，可以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立法质量、执法水平、司法效果、守法意识等多个方面做出量化测评。法律中的许多变化都是缓慢而又渐进发生的， 法律规范与社会命题在长时间轴上具有一致性，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是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在生活世界中能够被人们认知，并指导其日常生活，经概念、逻辑、方法、制度等框定的法律规范具备合理性和融贯性，为法治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奠定了基础。

法治主观指标主要揭示人们对法治客观状况的感受与评价。就此而言，评估的科学性意味着：首先，法治评估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指导，评估方案的目标、原则、指标、程序、数据采集方法、数据处理技术、专家团队建设等要素安排要符合科学性要求，既要体现法治发展的规律、符合法治体系的结构构成、顺应评估的合理程序，又要避免冲突、混乱等不和谐的现象，做到以科学思维与方法规束评估全局秩序。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意味着各板块、各领域、各层级的配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党内法规体系达到了内容科学、协调统一，为依规治党、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发挥制度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监督。

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成为可能还取决于评估方对表征特定时间点法治状况的各种治理数据的获取能力。一方面，法治评估是衡量法治建设水准的重要方法和尺度，为法治建设提供科学的检验标准和调整依据。可见，设计、获取、处理和认识法治评估数据本身就是对评估主体能力的一个重要评价，是针对法治评估却又本质上内在于法治评估程序的关键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较好的保障，法治设计的初衷即为保障平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法治秩序的形成自然离不开人民的参与。

当前国内大多数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倾向，过于注重党委和政府内部的层级考核，聚焦于对法治建设过程中实施的目标、规划、政策、任务的落实情况，对法治建设的实效重视程度不足，难以真实、全面地衡量法治水平，存在以形式主义过程遮蔽法治目标和实效追求的不良倾向。（三）以当下和未来法治发展为整体视野对法治建设实践作出科学评价的同时，聚焦法治发展的未来筹划是法治评估的应有视野。

例如，司法裁判率是各地司法系统纠纷解决能力的反映，万人犯罪率从犯罪学和预防学角度出发，是分析各地总体治理状况的重要指标，政府官员腐败率是考察各地行政官员廉洁性的重要手段，与透明政府建设紧密关联。法治评估和法治建设的关系是相互的、双向的。

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二）法治状态的普遍性现代法治依托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方法，为破解各国乃至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了总体方案，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治理模式的普遍选择。全民守法是面向全体公民提出的要求，是检验民众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的重要基础性指标。第三，法治意味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不断进化的治理范式，为人类社会持久向善的秩序追求提供了现实可能，因而是一种值得不断为之奋斗的理想图景。在我国，民主政治是我国国家属性的真切反映，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是当下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出的民主政治全新形态。很明显，法学无法将科学性与主观思维和价值倾向完全割裂，客观性也可以是社会主体主观共识意义上的认知一致性。

法治评估是洞悉和掌握法治建设情况的基本尺度，科学原理和技术规范的运用要紧密结合法治建设的时代发展现状，坚持法治评估对法治校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可谓对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成就的集中概括，法治建设的历程就是落实两个‘十六字方针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就就是落实两个‘十六字方针的结果。

尽管现代社会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与社会发展需求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依然存在，但以民主性为基本遵循的法治价值指向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深刻地体现了人民民主性与认知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例如，由世界正义工程（WJP）发布的世界法治指数，尽管专门设置了基本权利、开放政府等一级指标，体现了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但缺陷较为明显，出现的问题在于采用有限的‘普通人口抽查及个别‘样本选定的考核方式， 忽视了对地域和人口的普遍调查和全面测评，不足以反映一国法治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东西部差异较大的国家。

法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治理目标模式，基于各国对法治的理念、价值和制度的一般性认可，彼此能够开展各种制度性交往和互鉴，中国可向其他法治国家学习先进的治理经验，同时传统法治文化经积累、传承与再生产，被不断地提炼和更新，可以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资源。两个十六字方针共同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规范性要求，是我国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应采用的重要评价标准。

立法权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国家法律的制定和颁行从根本上来看来自全体公民的合意。 【摘要】法治建设的成效需要一种反思性机制对之予以科学评判，地方法治指数评估机制的出台因应了量化法治的时代需求。（一）以法治体系五大要素建设情况为指标设计内容的基本来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从目前地方法治评估的情况来看，各地较少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实施情况纳入法治评估的重要内容，但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入评估必将是一个大的趋势。

不容否认，在法治评估实践中一直存在对科学认知的偏见，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客观性是科学性的基础，甚至等同于科学性，科学评估即客观评估。因而，在开展法治评估活动时要兼顾主观性评价和客观性评价，不能过分地追求评估方式的单一化。

因而，人民性原则是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首要原则，这一原则提示我们：法治指数评估一方面要反映广大人民的法治需求和法治愿望，另一方面要重视广大人民的主观感受。第一，法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存在的正当性，跨越了不同文明和制度，得到了较为普遍一致的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五大要素构成，即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及党内法规体系，既功能分化又结构耦合，是法治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 其中包含的规范性要求是法治指数评估设计应当遵循的重要准则。不唯中国，法治作为规则治理的事业，既为所有国家的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提供了可接受的普遍范式，又因这种治理范式的进化论特质，为人类社会规则治理事业的不断进步预置了成长性基因。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总体来看，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包含党的领导保障、政治组织保障、人才队伍保障、体制机制保障及思想文化建设保障等方面内容，具体到地方法治指数设计，可针对以上五个方面的保障机制设置具体指标，用以分析和评判地方法治保障体系建设的能力和整体运作水平。纵观我国当下法治指数评估的具体实践，法治指数的设计往往具有较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严重影响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真对待法治指数评估的基本原则。因而法治依然是可认识、可讨论的，具有一定的确定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法治体系的多个领域提出了强化法治监督的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二、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基本原则法治指数评估应当具备高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对全面推进执法体系的改革和职能转变提出了目标任务和总体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的历史意义、丰富的价值内涵及翔实的具体内容依托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渐次展开，勾勒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路线图。

因之，在指数设计和具体评分时要进行合理的差异化处理，平衡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与法治秩序的关系，力求实现法治评估的科学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法治的内在价值并不取决于实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规范性关系，也不取决于其与某种道德价值存在的必然关联，而是在于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有效的指引，从而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可预期性。